永乐十四年的余韵似乎还在北京的深冬里没有完全散尽，沈砚偶尔在夜间静坐时想起那些旧事。

正统十五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晚一些。三月初，槐树巷的槐树才冒出细小的新芽，嫩绿的芽尖在灰蒙蒙的天色中显得格外珍贵。沈砚在院子里新翻了一块菜畦，把去年收的丝瓜种子又埋进了土里。赵安在自家院墙根下新种了几垄薄荷，每天早晚各浇一次水，蹲在垄边观察新芽的生长进度。

三月中旬的一个午后，一位穿着寻常布衣的中年人走进了济世堂。他面颊瘦削，眼窝微陷，像是很久没有睡过整觉了。他坐下之后没有急着看病，先环顾了一圈诊堂，目光在药柜和墙角的炭盆上停留了片刻，然后低声开口：“先生，我不是来看病的。我是替一个人来打听一件事的。”沈砚没有追问他的身份，只是放下了手里的药碾子：“你说。”

那人压低了声音：“南宫那边，有一位老人病了。病了很久，一直得不到医治。宫里的御医进不去，太医院的药也送不到。我听说先生在城墙上做过一些事，也听人说先生医术很高明。如果有可能……能不能请先生去一趟？”

沈砚沉默了一会儿：“你说的那位老人，住在南宫多久了？”那人说：“快两年了。自从被迎回来之后，就一直住在那里，没有出来过。”沈砚在诊案前坐了片刻，没有问那位老人是谁：“南宫门口守卫多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日夜有人把守，但也有交接的间隙。如果可以，我会安排好接应。但这件事很危险，先生若不愿意，也完全在情理之中。”

沈砚没有回答他愿不愿意，只在沉默之后开口问了一句：“你什么时候能安排好？”那人看了他一眼，像是确认了什么，然后报了一个日期：“三月十八，子时，南宫东侧后墙有一道小门。”

三月十八那天，沈砚在傍晚关诊之后，换了一身深灰色的棉袍，把药箱里的银针和几味应急药材用油布包好贴身揣着，腰间没有挂铜铃。他在夜色中沿着街巷向西北方向走去。南宫在北京城西北角的一片空旷区域，四周高墙环绕，墙头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昏黄的灯笼在夜风中摇晃，巡逻的脚步声隔着一道墙传过来，规律的，一下一下，像单调的鼓点。他在那道小门外等了一炷香的工夫，门从里面无声地开了，伸出一只手把他拽了进去。

有人在黑暗中引着他穿过一条窄窄的甬道，经过几重院落，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屋子前停了下来，推开门，侧身让开。沈砚跨进门槛，屋里只有一盏油灯，灯芯捻得很小。床上的老人盖着一床薄被，头发全白了，面容清瘦，眼窝深陷，整个人缩在那床薄被里面，像是只剩下一把骨头撑着一层皮。他闭着眼，呼吸微弱。

沈砚在床边蹲下身，伸手搭上那人的手腕——脉细而沉，三部皆虚，左寸脉几乎摸不到，像是一条干涸的河床。灵瞳无声开启，他看到老人周身的气场已经非常稀薄了，但在他体表之外，仍然附着着一层残余的紫金色光芒——那是龙气的残影，已经暗淡得几乎看不见了。那层残影上面，覆盖着一层更深的、暗褐色的沉积物，像是地气淤积之后形成的硬壳，把他整个人封在里面。沈砚收回了手，没有施针，也没有开药。他只是坐在床边，在灯光昏暗的屋子里，安静地坐在那里，直到天色微明。那位老人始终没有睁开眼。

天亮之前，那个引他进来的人又出现了，引着他沿着原路退出了南宫。他站在南宫后墙外的一条巷子里，吸了一口晨间的冷空气，沉默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迈开步，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走回了槐树巷。回到济世堂时天已经亮了，沈砚推开院门，走进灶间，倒了一碗凉茶，在灶台边坐下来，低头喝完那碗凉茶，把碗放进水盆里，穿过院子走向诊堂，开始了一天的坐诊。

三月底，沈砚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。信是用普通的白纸写的，字迹端正，只说了一件事：“谢先生那夜来了一趟。虽然未能施药，但先生肯来，已是最大的安慰。”沈砚没有回信，也没有追问送信的人是谁。他把信折好放进了书匣里。

四月，北京城的春天终于铺展开了。槐树巷的槐树叶子已经密密地长了出来。沈砚在院子里翻晒新收的药材时，苏道士——他还在，只是老了——从城西的院子里踱了过来。他比前几年更慢了，手里拄着一根枣木杖，在诊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一会儿，看院角那丛秋菊返青的幼苗，看那株移栽来的植物抽出的新叶，看檐下一排新晾上的草药在微风里轻轻摇摆。他没有进屋喝茶，坐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先生，我在城外那处旧观里发现了一样东西。”沈砚放下手里的药材：“什么东西？”苏道士把拐杖搁在膝盖上，用手比划了一下：“一块埋在墙基下面的铁板，不大，上面刻着几道线，和奉先殿后那处地基的纹路有点像。但铁板上的纹路更深，像是被反复刻画过很多次。我没有把它挖出来，只把表面的土清了清，确认了一下材质和刻痕就走了。如果你觉得值得看，我明天带你去一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