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试拍结束，摄影棚没有举行淘汰宣布。

十二名试演者分别收到一份书面反馈。反馈不排名，也没有“潜力无限”这种无法兑现的话，只列出本次使用的场景、观察到的能力、尚未验证的部分，以及是否邀请进入下一阶段。

方简和夏禾都在邀请名单里。

他们不是直接签约演员，只获得下一轮带薪排练资格。工作时段、排练补贴和素材用途仍要另签协议。

没有进入下一轮的人，也在约定时间收到了全部补贴。财务对照签到、加时和交通票据逐项结算，最终支出比原预算多了四千三百元，主要来自首日候场超时和两次临时改场。

平台执行人员觉得这笔钱可以省。

许南枝把试拍日志翻给他：“时间是我们排错的，不能让新人替排期买单。”

试拍结果出来以后，平台最关心的仍是沈砚能不能担任青年计划发起人。

他们连宣传标题都拟好了：沈砚亲选十二张新面孔。

江知微退回了标题。

三天里共有十二名演员试演，进入下一阶段的只有五人；创作和技术岗位另有九人参与，不能被“新面孔”三个字抹掉。更重要的是，演员不是沈砚一个人选的。

导演、摄影、录音、场记和编剧都有独立评价。

沈砚可以承担公开责任，却不能把集体判断包装成个人眼光。

“发起人先不写。”他说，“先把这个计划到底孵化什么弄清楚。”

平台最初的方案只孵化人。

演员做三轮试镜，编剧交三个短梗概，最后挑出几名“青年代表”，参加一档内容推介直播。至于代表之后去哪里、剧本是否拍摄、未被采用的创意能不能继续投稿，方案里都没有写。

苏澄看完问：“我交三个故事以后，平台都能用吗？”

内容编辑说：“进入计划当然要有一定优先权，不然培养成本怎么算？”

赵律师把方案往后翻：“优先多久？什么项目范围？是优先洽谈，还是自动取得改编权？”

会议桌另一边没人立即回答。

“行业里都这么做。”有人说。

“那就把行业里的期限和对价写出来。”赵律师说。

下午的会议开了四个小时。

沈砚没有用自己的人气替新人争一句含糊的“绝对自由”。孵化本来就需要投入，平台出钱、出场地、出编辑时间，合理的回报应该进合同，而不是假装所有资源都没有成本。

最后形成的第一版机制被拆成三层。

第一层是开发。

六名作者各提交一份五千字以内的故事方案，保留完整著作权。计划支付开发费，取得六十日优先洽谈权。六十日内若双方未就拍摄合同达成一致，作者可以带着自己的文本离开；平台只能保留内部评估记录，不能继续改写或交给其他团队使用。

第二层是试制。

进入试制的项目另签剧本委托或改编合同，稿酬、署名、修改轮次、终止条件和已有材料清单逐项确认。试制片段只能用于内部评估，公开展示必须取得作者和出镜者授权。

第三层才是立项。

预算、排期、主创权责和发行路径全部重新谈。孵化入选不等于作者必须接受低价，也不等于演员自动获得角色。项目如果最终不用某名演员，已经完成的排练和试拍照常付费。

平台法务对六十日提出异议，希望改成一年。

“一年足够让一个新人不敢把故事递给任何人。”苏澄低声说。

法务解释，平台可能投入多轮修改，一年并不罕见。

“那就按投入换期限。”江知微说，“只有基础开发费，六十日；进入付费改稿，可以在新合同里延长。不能用一次围读锁作者一年。”

双方最终确定，基础开发期六十日，平台可在支付第二阶段开发费后延长三十日，累计不超过九十日。任何延长都要有书面通知和明确对价。

赵律师又补了一张“材料状态表”。每次交稿都生成版本编号、提交时间和接收人，作者可下载回执；编辑意见与作者修改分开存档，不用在线文档的覆盖记录代替正式交付。

苏澄问：“如果我退出，讨论会上别人提过的意见怎么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