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，河生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。

“卫国，书收到了。”

“收到了就好。天冷了，少出门。你那个人，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，天越冷越往外跑。”

“你也是。你那个人，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，天越冷越往外跑。”

方卫国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河生，你说咱俩这辈子，是不是太像了？都倔，都不听劝，都不会照顾自己。”

“像。”

“可咱俩都值了。”

“值了。”

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河生，我写不动了。这本《大雪笔记》是最后一本了。以后不写了。写不动了。手抖，拿不住笔了。眼睛也花了，看不清字了。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

河生的眼泪流了下来。“卫国，你骗人。你每次说写不动了，又写了。你写完了《大雪笔记》，你还会写《冬至笔记》。你写完了《冬至笔记》，你还会写《小寒笔记》。你写不完。你一辈子写不完。”

方卫国没有说话。河生听着他的呼吸声，粗粗的，像拉风箱。他等了一会儿，方卫国还是没说话。

“卫国，你在听吗？”

“在听。”

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跟你说话，跟对着一堵墙说话一样。我在这边说半天，你那边一点动静没有。”

“墙不会答应你。我会。”

河生笑了。“你说过这句话。上次说过。上上次也说过。上上上次也说过。你说过好多遍了。”

“我记着呢。你每次说，我都记着。”

大雪的第七天，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个包裹。包裹不大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双棉鞋。黑色的灯芯绒面，厚厚的棉花底，千层底，一针一线纳的。大哥在信里说，自己做的棉鞋，暖和，你试试合不合脚。天冷了，你腿不好，别冻着。你那个人，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，腿疼也不说。

河生把棉鞋穿上，在屋里走了几步。很合脚，很暖和。大哥的手艺还是那么好，纳的鞋底密实得针都扎不透。他想起小时候，母亲也给他做过棉鞋。也是这样，黑色的灯芯绒面，厚厚的棉花底。他穿着母亲做的棉鞋，踩在雪地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母亲做的棉鞋穿两年就坏了，大哥做的能穿好几年。大哥的手艺比母亲好，可河生还是想念母亲做的棉鞋。不是大哥做的不好，是母亲做的鞋里有母亲的味道。那味道不是棉花，不是灯芯绒，是母亲在灯下纳鞋底时守着的那一盏油灯。

晚上，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。

“哥，棉鞋收到了。很合脚，很暖和。”

“合脚就好。你穿着，别舍不得。”

“舍不得也要穿。你做的，不穿浪费了。你手也冻了，纳鞋底伤手指。”

大哥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河生，你啥时候回来？枣树光秃秃的，你回来，它也好看。”

“等过了年，我就回去看你。”

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
大雪的第八天，河生坐在书房里，铺开宣纸，拿起毛笔，蘸了墨，在宣纸上慢慢地写着。他写的是——“大雪”。写好了，他看了很久，把它贴在墙上。旁边是方卫国写的那幅“大雪”。两个人的字并排挂在一起，一个苍劲，一个内敛。方卫国的字比他写得好，可他也在进步。他慢慢练，练到写不动为止。

他想起周老师说过的话——“陈老师，你是个好人，好人一生平安。”河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人，可他这一辈子没有害过人，没有骗过人，没有做过亏心事。这就够了。他写不动的时候，也要像方卫国一样，说不写了，可还会写。写到了写不动为止。可不写的那一天总会来的。他不知道是哪一天，可他不怕。那一天来了，他就放下笔。就像德顺爷把船拖上岸，涂上桐油，等着来年春天。可他知道没有来年春天了。船再也不会下水了，可船还在。涂了桐油的船，在岸上也能待很多年。他的字也是。贴在墙上，能待很多年。方卫国的字也是，周老师的字也是。

窗外，暮色四合，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。大雪了，冬天已经深了。冬至快来了。方卫国说他不写了，可河生不信。他等方卫国写《冬至笔记》。他等方卫国写《小寒笔记》。他等方卫国写《大寒笔记》。他等方卫国写《立春笔记》。他等方卫国写一辈子。他等方卫国写到他写不动为止。他等方卫国写到他看不到为止。

河生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，摇了摇。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大雪的暮色中响起来。德顺爷说过，铜铃的声音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比黄河还远，比大海还远。他希望这声音能传到北京，传到方卫国的耳朵里。告诉他，大雪了，天冷了，多穿点衣服。告诉他，你写的《大雪笔记》，我看了。写得好。你写的每一本，我都看了。你写一本，我看一本。你写到什么时候，我看到什么时候。你写到写不动为止，我看到看不到为止。可我希望我能一直看下去。看你写冬天，写春天，写夏天，写秋天。写一年四季，写一辈子。写到我老，写到你也老。写到咱们俩都老得写不动了，看不到了。可你的书还在，你的字还在。我走了，我的字也在。周老师的字在，方卫国的字在，河生的字也在。都在这一面墙上，都在这一摞纸里。都在这些翻过去又翻回来的节气里。每一个节气，都是一个人，一段往事，一声叹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