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陈总，您说这艘航母什么时候交付？”李晓阳站在他旁边，脸上带着笑。

“明年。六月。”

“您来吗？”

“来。一定来。”

李晓阳的眼眶红了。“陈总，您一定要来。您不来，我们心里不踏实。”

河生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你们心里踏实，我就踏实。你们不踏实，我也不踏实。你们踏实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们造了这么多年航母，从第一艘到第六艘，从黑发造到白发。你们造得好，比我想的还好。”

李晓阳的眼泪掉了下来。河生没有哭，他在笑。他看着窗外那艘巨舰，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走进船坞的情景。那时候他三十岁，年轻气盛，什么都不怕。现在他五十七岁了，头发白了，皱纹多了，身体差了。可他站在船坞边上，心里还是和三十岁时一样。

从研究院出来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河生开着车，收音机开着，放着一首老歌。他没有跟着哼，他听着。听着听着，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。那时候他刚进研究所，什么都不懂，跟着孟教授画图纸。孟教授教他，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三遍。他画到第七遍就摔笔。孟教授把笔捡起来，塞回他手里。“再画。你摔一次，我捡一次。你摔一百次，我捡一百次。”他画了第八遍。通过了。孟教授看了图纸，说了一句“行了”。他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

大雪的第四天，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。信封上贴着邮票，盖着老家的邮戳。他拆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。照片上是枣树，光秃秃的，枝丫上挂着一层白霜。大哥站在枣树下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，笑得很开心。他的牙齿又掉了一颗，可他笑得更开了。

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：“河生，枣树落叶了。光秃秃的。明年还会长。你啥时候回来？树光秃秃的，你回来，它也好看。”

河生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。大哥不识字，这信是请人代写的。可那些话，是大哥自己的。他把照片放在书桌上，压在玻璃板底下。

晚上，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。

“哥，枣树落叶了？”

“落了。光秃秃的。明年还会长。”

“好。等过了年，我就回去看你。”

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
挂了电话，河生站在窗前。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，大雪了，冬天深了。大哥还在等他，他得回去。大哥等了一辈子了，他不能让他再等了。可今年还是回不去。溪溪的电影还在上映，第六艘航母就要交付了，方卫国还在北京等他去看他。他忙，他总说自己忙。可他忙了一辈子了，忙到头发白了，忙到腿疼了，忙到眼睛花了。他还在忙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闲下来。也许他根本闲不下来。忙惯了，闲了就难受。

大雪的第五天，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。不是清明，不是忌日，他就是想去看看。大雪了，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。墓地在青浦，坐地铁换公交，将近两个小时。天冷了，出门的人少了，车厢里空荡荡的，暖气开得很足，吹得人犯困。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，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、一瓶矿泉水、一块抹布。

墓碑还是老样子，黑色的大理石，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。碑前的石台上落了一层灰，还积了几片枯叶，冻得硬邦邦的，一碰就碎。他蹲下来，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，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，放在碑前。菊花的花瓣在大雪的风中轻轻颤动，像是在哆嗦。

“周老师，我来看您了。大雪了，天气冷了，您在那边也好吧？方叔叔身体不好，可他还在写。他写了一本《大雪笔记》，写得很好。他让我给您带个好，说他想您了。”
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阳光从松柏间漏下来，在地上投下稀疏的光影。远处有鸟在叫，声音脆生生的，可叫了几声就不叫了，大概也嫌冷。

“周老师，我走了。下次再来看您。您保重。天冷了，多穿点衣服。”

风吹过松柏，发出低沉的声音，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。

大雪的第六天，河生收到了方卫国寄来的新书——《大雪笔记》。方卫国在扉页上写着：“河生，这是我今年冬天写的随笔，集起来印了几本，送你一本。不是什么正经书，就是写着玩。你闲着没事翻翻。天冷了，少出门。你那个人，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，天越冷越往外跑。你嫂子骂你，你听着。她不骂了，你也不听了。”

河生翻开第一页，方卫国写的是大雪。

“大雪，冬天的第三个节气。大雪封河。河冻了，船走不了了。德顺爷的船也走不了了。他把船拖上岸，涂上桐油，等着来年春天。他坐在河边抽烟，看着冻住的黄河。我问他，德顺爷，你看什么？他说，看冰。冰下面有水，水在流。船走了，水还在流。河生，你的船走了几十年，从黄河走到黄浦江，从黄浦江走到大海。你的船没停过，你也没停过。你不能停。你停了，船就锈了。可你也该歇歇了。你累了，歇歇吧。”

河生看着这段话，眼泪流了下来。他把那本小册子放在书桌上，压在玻璃板底下。旁边是方卫国写的那幅“大雪”。方卫国的字一年比一年好，可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。河生不知道怎么选。可他没得选。字和人，他都想要。可他留不住人，只能留住字。字在，人就在。字不烂，人就不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