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9月1日，早上八点。

熟悉的军绿色吉普车，停在胡同口一百米开外的路边，熄了火。

凌和平坐在驾驶座上，胳膊搭在车窗沿上，目送齐薇薇牵着丹丹的手往前走。

胡同里已经热闹起来了，到处是背着书包的小孩子和送学的家长，叽叽喳喳的声音像一锅煮开的粥。

齐薇薇牵着丹丹的手，站在东方红小学门口的入学队伍最末尾。

丹丹的手心有点潮，攥着齐薇薇的食指攥得很紧。

她仰起头，两只眼睛亮晶晶的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带着六岁小孩特有的那种郑重其事：

“妈妈，小学的老师凶不凶？”

“不凶。”齐薇薇弯下腰，把丹丹额前的碎发拨到耳后，“跟托儿所老师一样好。”

丹丹松了口气，又想起什么，拽了拽身上的新衣服：“妈妈，这衣服洗过一水了，不会被人说了吧？”

齐薇薇心里一酸，脸上却笑着：“不会。你看，大家都穿这样的。”

她直起腰，目光扫过四周。

东方红小学门口的这条街上挤满了来报到的学生和家长。

孩子们背着各式各样的书包——军绿色的帆布包洗得泛了白，蓝布书包磨破了角，还有几个背的是碎布拼的花书包，针脚歪歪扭扭，一看就是家里大人手缝的。

没有一个背新书包的，最好的那个也不过是半新不旧，书包盖上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上一任主人用钢笔写的名字，被磨得只剩半个偏旁。

齐薇薇低头看了看丹丹身上背的小绿书包。

那是二姐齐玲玲用自己当年上学时的书包拆了改的，尺寸缩小了一圈，肩带截短了两寸，书包盖上原本磨破的那块被齐玲玲用一块同色的布头补上了，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出来。

丹丹一个，茜茜一个，姐妹俩背着一模一样的书包，茜茜那个还锁在家里衣柜里，等着明年上托儿所再用。

齐薇薇本来要给丹丹买新书包的。

工业部内部供销社里有沪市来的样品，帆布厚实，拉链顺滑，书包盖上印着“好好学习”四个红字，好看又结实。

她拿回家给丹丹看，二姐瞥了一眼就拦住了。

“新的太打眼。”

齐玲玲把她摁在椅子上，手指点着书包上那四个崭新红字，

“你看看胡同里谁家孩子背新书包？你让丹丹背着这个去学校，头一天就得被人惦记上。咱丹丹本来就长得这么好看，再穿金戴银的，你这不是疼她，是害她。小红星托儿所那次的事，你忘了？”

齐薇薇没忘。

小红星托儿所的事她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
那时候她刚把丹丹和茜茜从鲁省接回来，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好东西都堆到闺女面前。

丹丹和茜茜穿着崭新的的确良碎花裙子、红皮鞋，背着崭新的小书包去托儿所，结果，那个杀千刀的老师，就因为这个针对姐妹俩，给她们扣了“资产阶级作风”的大帽子，让她们在教室门外罚站半个多学期。

是啊，丹丹已经够好看了。

这孩子随她，皮肤白，五官精致，头发浓密乌黑，已经留长了，编成两根麻花辫垂在肩头。

就算穿着最普通的的确良衬衫和深蓝色长裤，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也比周围所有孩子都扎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