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盛顿，副总统官邸。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，傍晚。

加纳是在国会山的办公室里听到消息的。

他没有去纽约，罗斯福没有邀请他。他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单独说过话了，上一次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，两个人关于税收政策的争论以加纳摔门而出告终。

从那天起，副总统办公室的电话就很少响了。

秘书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加纳正在看一份关于农业补贴的报告。

“副总统先生，出事了。”秘书的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总统在纽约遇刺。麦迪逊广场花园，演讲刚结束的时候。枪手从远处开枪，总统中弹，已经送往医院。伤势不明。”

“消息确认了吗？”

“确认了。美联社已经发稿。白宫新闻办公室刚刚发布了简短声明。”

加纳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他把手背在身后，手指互相攥着，指节泛白。

他的脑子里在想“如果罗斯福死了之后，我怎么办”。

“副总统先生，您要不要去医院？”

加纳转过身，看着秘书。

“我去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医生。”

秘书张了张嘴，没有说出话来。他跟了加纳快十年了，从副总统竞选到上任，从新政初期的蜜月到如今的形同陌路。

他知道加纳和罗斯福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。

“你先出去吧。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。”

秘书走了出去。门关上了。加纳一个人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暮色。

他想起了几个月前的那个下午。白宫，椭圆形办公室。罗斯福坐在轮椅上，背后是那扇朝南的窗户，阳光从他的肩膀后面照过来，把他的脸隐在一片逆光的阴影中。

加纳站在办公桌前面，双手撑在桌沿上，俯身看着罗斯福。

“富兰克林，你不能再加税了。富人已经快被你榨干了。你再加，他们就不投资了。不投资，工厂就关门。工厂关门，工人就失业。工人失业，你的新政就完蛋了。”

“约翰，富人不会不投资的。他们有的是钱。我只是让他们多出一点。一点而已。”

“一点？百分之九十五的超额利润税，这叫一点？”

罗斯福看着加纳。

“约翰，你知道底特律的工人一个月挣多少钱吗？你知道芝加哥的钢铁工人一天站多少个小时吗？你知道克利夫兰的机械师退休之后能拿到多少养老金吗？你不知道。你只关心你的得克萨斯朋友，你的石油大亨，你的银行家。”

这时，加纳的门被敲响了。

“进来。”

幕僚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刚从白宫传来的简报。

“副总统先生，白宫的消息。总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。

子弹从胸部穿过，没有伤及心脏和主要血管。手术很成功。

但医生说总统还在昏迷当中，苏醒的时间未定。”

“脱离危险了？”

“脱离了，但医生说什么时候醒过来是最大的问题。”

加纳坐下来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，很小，小到几乎听不见。

那个声音在说：“你失望了。”他不想承认，但他知道那个声音是真的。

不是希望罗斯福死，是希望那个压在他身上的大山能轻一点。

罗斯福不死，山就不会轻。不是罗斯福在压他，是制度在压他。

副总统是备胎，是影子，是抽屉里的文件。总统在，副总统就是摆设。总统不在，副总统就是靶子。

幕僚没有走。他站在门口，犹豫了一下。

“副总统先生，还有一件事。日本人的事，您知道吗？”

加纳睁开眼睛。“什么事？”

“总统和日本人的谈判。用资源换日本陆军。消息还没有公开，但已经有人在传了。如果总统真的出了事，这个消息会在第一时间被爆出来。到那时候，谁在台上，谁就是替罪羊。”

加纳的手在椅子的扶手上攥紧了。

“我反对过。我告诉过他，日本人不能来。

他不听。他说‘利益比友谊更可靠’。利益？日本人的利益是什么？是把美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