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了。你的字里有霜。霜降的霜。”

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河生，你这个人，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。你说有霜，就是有霜。我信你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河生，霜降了，冬天快来了。”

“快来了。”

“你多穿点衣服。你那个人，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。天冷不知道加衣服，天热不知道减衣服。你嫂子骂你，你听着。她不骂了，你也不听了。你那个人，谁的话都不听。”

“听你的。”

“听我的？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？我说你别抽烟，你抽。我说你别喝酒，你喝。我说你别熬夜，你熬。你听过我哪一句？”

河生没有接话。方卫国说得对，他哪一句都没听过。可他心里听了。方卫国说的话，他每一句都记着。

霜降的第三天，河生去了一趟医院。不是看病，是看老李。老李的膝盖恢复得不错，已经能自己走路了，不用助行器了。河生走进病房，老李正在收拾东西，准备出院。

“陈总，您来了。”老李把衣服叠好，放进包里。

“来了。你怎么样？”

“好了。能走了。”老李在地上走了几步，走得不快，可很稳，“医生说我恢复得好，再过一个月就能正常走路了。”

“那就好。老李，你好好养着，等好了，我请你喝茶。”

“好。你说话要算话。你这个人，一辈子说话不算话。上次说请我喝茶，没请。上上次说请我喝茶，也没请。”

河生笑了。“这次真的请。等你好了，能走了，走远路了，我请你去湖心亭喝茶。”

“哪次你说不是真的？”老李也笑了。

从医院出来，河生开着车，收音机开着，放着一首老歌。他没有跟着哼，他听着。听着听着，想起了老李年轻时候的样子。那时候老李是船厂最好的焊工，焊缝探伤合格率百分之百。他蹲在钢板上一焊就是几个小时，焊枪在手，不紧不慢。他焊出来的焊缝像鱼鳞一样整齐，一排一排的，密密匝匝。河生站在旁边看着，觉得那不是焊缝，是字。老李用焊枪写的字，写在钢铁上。他写的字是用墨写的，写在宣纸上，一碰就破。老李的字几百年不烂。焊枪下的铁水凝固了，字就长在了钢铁里，比石碑还牢。

霜降的第四天，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。信封上贴着邮票，盖着老家的邮戳。他拆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。照片上是枣树，枝头的小枣红透了，红彤彤的，亮晶晶的。大哥站在枣树下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，笑得很开心。他的牙齿又掉了一颗，门牙旁边空了一个黑洞，可他笑得更开了。

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：“河生，枣红了。我给你留着。你啥时候回来？树上的枣不多了，鸟天天来吃。你再不回来，就让鸟吃光了。”

河生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。他把照片放在书桌上，压在玻璃板底下。晚上，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。

“哥，枣红了？”

“红了。我给你留着。你啥时候回来？”

“等过了十月一，我就回去看你。”

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
挂了电话，河生站在窗前。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，霜降了，冬天快来了。大哥还在等他，他得回去。

霜降的第五天，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。不是清明，不是忌日，他就是想去看看。霜降了，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。墓地在青浦，坐地铁换公交，将近两个小时。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，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、一瓶矿泉水、一块抹布。

墓碑还是老样子，黑色的大理石，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。他蹲下来，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，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，放在碑前。菊花的花瓣在霜降的风中轻轻颤动，像一个人在发抖。

“周老师，我来看您了。霜降了，天气冷了，您在那边也好吧？方叔叔来过了。他看了我的字，说进步了。他说我的字有您的味道了。您要是在，一定也这么说。方叔叔的身体不如以前了，可他还在写。他写了一本《霜降笔记》，写得很好。您要是在，一定高兴。您教他写字，教他做人。您说过，字如其人，人如其字。方叔叔的字写好了，可他还不满意。他说他还差得远。他这个人，一辈子不满意。对自己不满意，对别人也不满意。可他对您满意。他说您是天下最好的老师。”
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阳光从松柏间漏下来，在地上投下稀疏的光影。远处有鸟在叫，声音脆生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