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他想起了第一次来沪杭新城的那天。

那天也是个阴天。他坐在车里，窗外是连绵不断的工地，塔吊林立，水泥罐车来来往往。司机说，买书记，您看咱们新城发展得多快。他说是啊，发展得真快。那时候他没说的是——发展得太快了，快得让人看不清脚下的路。

现在他看清了。脚下的路全是坑，坑里全是人。有的人掉进去就再也没爬出来，有的人爬出来了，满身泥泞，再也洗不干净。

但至少还有像常军仁这样的人。守着死档案，择着活韭菜，在一个老小区的旧客厅里，把一桩天大的秘密压了三年。然后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早晨，把它交给了一个他认识不过三个月的年轻人。

买家峻把档案袋揣进外套里，裹紧了衣领，大步走进了雨中。

茶馆在一条小巷子里，门脸很小，招牌上的漆都掉了。里面只有三张桌子，靠窗的那张坐着一个穿深蓝色夹克的男人，面前放着一壶茶，两个杯子。男人看见买家峻进来，条件反射地站起来，嘴角扯出一个笑容——那笑容很用力，用力得有些过分。

“买书记，您来了。”

买家峻坐下，没碰茶杯。

“韦秘书，”他说，“你找我来，是想告诉我昨晚的事？”

韦伯仁的脸色变了一下。只是一瞬间，像湖面被风吹皱，然后又迅速恢复了平静——但那一瞬间的波动，买家峻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您都知道了。”韦伯仁说，声音干涩。

“有些知道，有些不知道。”买家峻看着他，“你不知道的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我知道的，你也可以告诉我。”

“然后在你说完之前，我当你还是个人。”

韦伯仁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紧了。攥得很紧，指节发白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慢慢松开了手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茶是凉的，他像是没尝出来。

“解秘书长昨晚找了四个人。”韦伯仁说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“除了我，还有常军仁，还有两个——一个是招商局的副局长，一个是督查室的主任。”

“说了什么？”

“他说督导组待不长。他说省里有人已经在做工作了，最多一个月，督导组就会撤。撤了以后，之前查过的事全部翻篇。配合调查的人，一个都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
买家峻没有接话。

“他还说——”韦伯仁抬起头，眼睛里有血丝，“他说你是个外来户。沪杭新城这盘棋，你下不赢。”

窗外雨下大了。雨点打在瓦片上，噼里啪啦的，把茶馆里的寂静打得更深。买家峻端起茶杯，是凉的，一饮而尽。

“韦秘书，”他把杯子放下，声音平静如水，“你说得对。我是外来户。但这盘棋，从一开始就不是我在下。”

韦伯仁愣住了。

“下棋的是你们。我只是来掀棋盘的。”

买家峻站起来，把档案袋往桌上一放。袋子里的材料露出一个角，上面印着组织部的红字，在昏暗的茶馆里显得格外刺目。

韦伯仁看见那个红字，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。

“常军仁已经做出了选择。”买家峻说，“你呢？”

茶馆里安静得能听见雨声。

韦伯仁盯着那个档案袋看了很久，然后慢慢闭上了眼睛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在说什么，但声音被雨声盖住了。

买家峻转身走了出去。雨更大了，整条小巷都泡在水里。他走出去几步，忽然听见身后传来韦伯仁的声音。那个声音不大，但穿透了雨幕，清清楚楚地传进了他耳朵里。

“还有一个。”

买家峻停住了脚步。

“解宝华昨晚见的第五个人——不是你的人，也不是我的人。”韦伯仁喘着气，像是追出来费了很大的力气，“那个人叫杨树鹏。”

买家峻转过身。雨幕里，韦伯仁站在茶馆门口，脸色白得像纸。他浑身发抖，不是冷的，是怕。

他怕的东西，终于说出来了。

“杨树鹏是解迎宾的人。但不止于此。”韦伯仁说，“他在督导组来之前一个月，就开始频繁出入市委招待所。不是见解迎宾，是见另一个人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韦伯仁摇头。

“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。但我听过解宝华跟他打电话，叫他——”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要把那个名字从胸腔里硬挤出来。

“陈组长。”

买峻的脸色终于变了。

督导组派驻沪杭新城的成员里，只有一个姓陈的。

陈启明。督导组副组长。

雨，越下越大了。

买家峻站在雨中，感觉浑身发冷。不是因为雨水湿透了衣服，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——他一直以来以为自己是在跟外面的敌人斗。

现在看来，敌人早就在里面了。

而他刚刚从常军仁那里拿到的、那三十二名干部的罪证，也许只是一张更大的网里，最外面的那一圈。

韦伯仁还站在茶馆门口，雨水沿着他的头发淌下来，他像是没感觉到。

“买书记，”他的声音在雨中显得很遥远，“我跟你说这些，不是因为我忽然变勇敢了。”

“是因为常军仁。我今天早上看到他了——他给你送档案的时候，笑了一下。那个笑，我在市委大楼里待了十五年，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。”

“所以我想，你们要死的人都在拼命，我这个怕死的人，总得做点什么。”

他转过身，走进了茶馆。

买家峻一个人在雨中站了很久。

然后他拿出手机，打给了葛维周。

“葛组长，我要立刻见您。”他的声音很稳，稳得像一块石头，“有个事情，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部署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是关于谁的？”

“我们自己人。”

雨声滂沱。这座新城，即将迎来一场更大的风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