督导组抵达沪杭新城的第四天，天还没亮，买家峻接到了一个电话。

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种刻意控制的急促：“解宝华昨晚见了三个人。一个是韦伯仁，一个是常军仁，还有一个——你不认识。”

买家峻坐在床边，赤脚踩着冰凉的地砖，睡意一瞬间全消了。他没问对方是谁，只是沉默了三秒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常军仁？”

“是他主动去的。”对方顿了顿，“出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。”

挂了电话，买家峻在床边坐了很久。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，远处有几声零星的鸟叫，听着凄惶。他想起常军仁第一次向他透露干部违纪线索的那个下午——那是在组织部那间常年拉着半扇窗帘的办公室里，常军仁把一份考核档案推到他面前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看看这个，或许有用。”那时候买家峻就觉得，这个人的立场像一条被压了太多年的弹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弹起来，也不知道弹起来会伤到谁。

现在弹簧动了。

督导组的驻地设在市委招待所东楼，一整层都被包了下来，走廊里随时有人值守。买家峻到的时候，督导组组长葛维周正在吃早饭。葛维周这个人有个习惯——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，但你要是真找上门来，他也不会赶你走，只会一边喝粥一边听，听到关键处，筷子会停一下，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夹菜。

今天他的筷子停了三次。

“常军仁这个人，我听说过。”葛维周把碗放下，用纸巾擦了擦手，“十年前在江北市做过一任纪委书记，办过几件硬案子。后来调到这边，反倒无声无息了。有人说他是被磨平了棱角，也有人说他是在等一个机会。”

“他昨晚去见解宝华了。”买家峻说。

葛维周抬眼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确：你连这个都知道，看来你在市委那边也有眼线。

“他出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。”买家峻没有回避葛维周的目光，“我担心他手里有东西，但不敢交。”

“为什么不敢？”

“解宝华是秘书长，又是解迎宾的堂兄。常军仁虽然排名靠前，但在班子里一直是个边缘人。他要是第一个跳出来——”买家峻顿了顿，“他怕的不是自己，是他手下那些人。组织部那一摊子，要是没了常军仁，马上就会有人安插亲信进去，到时候别说调查，连干部档案都可能被动过手脚。”

葛维周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招待所的窗户是老式的推拉窗，推开的时候会发出吱呀一声响。晨风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啦啦翻了几页。

“你去一趟。”葛维周说，“不要通过正常渠道，不要让人看见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现在。”

常军仁的家不在市委家属院。他住在城西一个老小区里，是九十年代的房子，外墙的瓷砖掉了好几块，楼道里的声控灯有一半不亮。买家峻到的时候天已经全亮了，小区门口有个卖煎饼果子的摊子，摊主正往面糊里磕鸡蛋，热气腾起来，模糊了半条街。

常军仁开门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把韭菜。他是个瘦高个儿，五十出头，头发白了一半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，袖口挽到肘弯，露出两条青筋分明的小臂。看见买家峻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侧身让开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：“进来说。我正择菜，中午包饺子。”

客厅不大，家具都是旧的。茶几上摊着一堆韭菜，旁边放着一只搪瓷盆，盆底还有水珠。电视开着，声音调得很低，播的是早间新闻。常军仁让买家峻坐，自己回到茶几前继续择菜，动作不急不缓，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

“昨天晚上，”买家峻开门见山，“你见解宝华了。”

常军仁的手顿了一下，一根择断的韭菜掉在地上。他弯腰捡起来，放在一边，然后说：“是。”

“谈了什么？”

“他让我不要掺和调查的事。”常军仁的声音很平，“说班子要团结，说新城的发展大局不能被耽误，说有些事查下去对谁都没好处。”
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
“我什么都没说。”常军仁抬起眼，那双眼珠子是浅棕色的，看人的时候有一种沉静的力度，“但我给他看了一样东西。”

买家峻等着。

常军仁放下手里的韭菜，起身走进里屋。过了大概两分钟，他拿出来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袋子封面上印着“沪杭新城市委组织部”几个红字，口子上系着白棉线。他把档案袋放在茶几上，推到买家峻面前。

“这是我这两年私下整理的。”他说，“三十二名干部的异常考核记录。有的是任前公示期间收到过举报但被压下来的，有的是年度考核明明不合格却照样提拔的，还有几个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是和解迎宾有利益关系的。”

买家峻打开档案袋，抽出里面的材料。纸张很杂，有的是打印的，有的是手写的，还有几份复印件，边角都磨毛了。他一页一页地翻，翻到第七页的时候，手指停了下来。

那页纸上写着一个人名：解宝华。下面的记录密密麻麻，从八年前开始，解宝华在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期间就多次插手工程项目审批，后来升任秘书长，更是直接分管了新城若干重点项目的协调工作。每一笔记录后面都标着时间、地点、涉及的人员，有的还附了复印件——土地出让合同的复印件、会议纪要的复印件、银行流水的复印件。

“这些你是从哪里弄到的？”买家峻抬头。

常军仁没有直接回答。他起身去厨房洗了手，用毛巾擦干了，然后才回到客厅坐下。窗外有个收废品的吆喝了一声，声音拖得老长，在楼道里回荡了好一阵才散去。

“我在组织部干了十五年。”常军仁说，语气忽然变得有些疲惫，“十五年，经手的干部档案少说也有上千份。档案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死档案里藏着活问题——有的人履历表上写的工作经历，前后对不上；有的人申报的个人财产，和他的消费水平明显不符；还有的人同一份材料，报给组织部的是一个版本，报给纪委的又是另一个版本。这些事，没人查就没事，一旦有人查，就是铁证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”

常军仁沉默了。沉默了很久，久到买峻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我有个儿子，在省城读大学。三年前他被人跟过，跟了整整一个学期。没打他，没威胁他，就是跟。他去食堂跟着，去图书馆跟着，回宿舍也跟着。跟到最后，他自己受不了了，打电话给我，问我——爸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”